从0到100亿,这位美女只用了短短2年,眼界有多重要……

摘要: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依靠一个被众人否定的小项目

11-15 05:09 首页 高顿金融分析师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依靠一个被众人否定的小项目,给1.5亿人带来了便利。她就是摩拜创始人,胡玮炜。


1982年,胡玮炜出生于浙江东阳,距离马云的湖畔花园只有150公里。不过,当马老板创办阿里巴巴的时候,胡玮炜还在上中学,当时她的偶像是意大利的传奇记者法拉奇。


法拉奇深入中东,冒死采访以色列总理、巴勒斯坦总统的故事,让胡玮炜着了迷,以至于2004年高考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闻学专业。


2008年从浙大城市学院毕业后,胡玮炜首先去了上海,成为了《每日经济新闻》的一名汽车频道记者。


没有想到,自打她做上记者,汽车巨头就接二连三出事。刚开始是老牌巨头罗孚被收购,接下来通用汽车破产,2012年汽车之城底特律成为鬼城,2013年丰田、大众营收大幅下滑。


汽车巨头一不景气,靠广告吃饭的传统媒体也就倒了霉,“相继大幅裁员、减薪”。不得已,胡玮炜只好跳槽,她先后辗转于《新京报》、《IT经理世界》、《商业价值》等四五家公司。“活没少干,薪水却基本原地踏步,”胡玮炜很郁闷。


2013年,她得到去美国参加消费类电子展的机会。正是在那次展会上,胡玮炜遇到一位德国的资深媒体同行,人家详细描绘了未来的高科技汽车,“自动驾驶、纯电动汽车、极速194公里。”哇!还有这样的汽车。


胡玮炜心动了,她决定开个 “汽车与科技” 的新栏目。不过,却遭到老板一顿臭批,“飞来飞去采访是舒服,可广告收入呢?”


胡玮炜怒了,一拍桌子,“姑奶奶不干了!”于是,2014年春节过后,她在北京后海成立了极客汽车。当时,她的目标是做国内最好、最有趣的汽车科技新媒体,“专门服务汽车领域的科技怪才。”


 既然要做最好,最有趣,套路当然就要完全不一样。于是,胡玮炜从三里屯挖来一个音乐调试高手,又招来两个黑客,“专门挖掘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对智能汽车有好奇心的人。”


为聚拢人气,她想办法搞聚会。这个时候,做记者的人脉就发挥了出来,经常一个聚会就把各路工程师、科学家、爱好者、投资人一网打尽。当时,胡玮炜的口号是,“伟大的事情就是从一次聚会开始。” 


然而,聚会搞了半年多,伟大的事情始终没来。直到半年后的11月,第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才出现,此人便是陈博士。


陈博士是谁?他是清华学霸,大名鼎鼎的汽车设计师,有十多项专利。不过,当时陈博士也是虎落平原被犬欺,他的智慧电动车的创意,找了半年多,都没有投资人搭理。


胡玮炜很热心,马上把专门做交通出行投资的李斌喊了过来。没有想到,李斌对电动车不感兴趣,他想做的是共享自行车,“随借随停、扫二维码就能用的自行车。” 


媒婆没有做成,胡玮炜自己却上了心,“共享自行车,听起来不错!”


要知道,不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交通爆堵,就是杭州、武汉等省会城市一到早晚高峰就成了一锅粥,很多白领只能冒险坐黑摩的。想想看,如果骑自行车快捷又环保,该多受个人与政府的欢迎!


共享单车其实不是新事物,2013年胡玮炜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出差时就看到过。不过,那里的共享自行车都是有桩的,“想骑,但不知道怎么办卡,也不知道哪里有桩可以还车。”


“这个单车必须无卡,无桩,用智能锁代替。”


烧钱?不怕,胡玮炜算过帐,每辆车的成本降低到1000元,8个月就才可盈利,“中国会骑自行车的有3亿多,哪怕万分之一来使用,那将是个什么概念?”她越想越兴奋。


不过,一位同行老大哥却泼了一盆冷水,“杭州2010年就有共享单车,每年还亏损几百万。你这没有桩,车一旦丢了怎么办?”


理是这个理,但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只有没桩,不限身份,市场才能火起来。”2015年1月,胡玮炜决定开干,“名字就叫摩拜!”


拿着几十万的天使资金,胡玮炜找到了天津的自行车厂家,“成本太高了!”“压根就没有这样的生产线。”最后,她从天津一直找到广州,前前后后谈了20多家自行车厂商,却没有一家愿意设计的, 更有人讥笑,“这是要造汽车和手机,应该找宝马和苹果去!”


“没人做,那就自己设计。”


胡玮炜对造车一窍不通,但架不住人脉广啊!她叫上做电动车的朋友,并请来前摩托罗拉的工程师杨众杰设计车锁。


在否定了4个版本后,摩拜的雏形搞了出来。“技术过关,但是视觉不完美,”胡玮炜不满意,“必须再研发。”为提高工艺,这回胡玮炜下了血本,花大价钱请来一位日本海归,重新设计车型和部分零件,光智能锁就研发了8个型号。


到2015年11月,摩拜原型车才问世,可是成本也从800元猛增到了3000元。几十万资金已经所剩无几,在投资人后续资金迟迟没到位的情况下,胡玮炜只好去借民间高利贷,“月息两分。”


自行车好办,因为代工的厂家很多,不过智能锁却是个事,厂家要么要价太高,要么嫌订单太小。“只能自己生产,”最后胡玮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无锡郊外找到一个荒置的车间,而且房东答应租金按月支付。


为了省钱,很多零件都在网上购买。然后,胡玮炜带领团队用小刀锉、胶水涂,给塑料外壳喷油漆、拧螺丝,搞了个把月,终于用手工攒出了200把智能锁。


2015年11月,第一代200辆摩拜终于问世,橘红的轮胎、全铝车身、还带一把智能锁,“看起来很时尚,很醒目。”


胡玮炜决定选择上海试水,一来无锡距离上海近,省钱!二来当年上海举办世博会,在街边画上了很多白线区域作为自行车停车点,“上海人对停放自行车很有经验,城管不会抓。”


为不过早暴露产品和模式,同时通过试点发现一些问题,胡玮炜确定了两个投放原则。


一是低价,人人骑得起。骑半个小时1元钱,是公交的一半,地铁的1/3。押金为299元,也是全国十几个城市公共自行车押金的平均值。


二是悄悄进行。每辆自行车没有公司logo,公司的网站也不对外宣传。


2015年12月17日,清晨6点,黄浦区和徐汇区5个人流大的地铁口,各40辆桔红自行车一字排开。胡玮炜和十多个成员每人拿着一摞宣传单,挨个向过往的年轻人介绍摩拜自行车。


在被黄浦江风吹了足足3个小时后,终于有一名男大学生尝试下载了APP,不过发现要输入个人信息,而且还要缴纳299元押金后,扭头就走,口中骂骂咧咧,“这不是骗子吗?”


直到13个小时后,200辆车才被骑走。那天晚上,胡玮炜一宿没睡好,瞪大眼睛查看手机后台,了解那200辆车的去向,三个小时后,发现单车已经散落到了上海的五六个城区,“保洁的阿姨下晚班,骑走了!”


不过很快,有人反映客服电话打不通,胡玮炜就临时招聘了20多个客服人员。有人反映退款退不了,她就连夜修改后台系统。


然后,资金又没了。继续借高利贷?那无异于饮鸩止渴。所幸幸亏愉悦资本雪中送炭,及时给胡玮炜送来300万美金,这300万马上化身为5000辆摩拜单车。


真正走向市场的时刻到了。2016年4月22日,第47个世界地球日,5000辆摩拜正式投放。


这回,摩拜成了抢手货。在上海北部的大宁灵石公园,15分钟内就有10辆车被骑走。怎么回事?原来大宁公园附近,有许多离地铁站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办公楼,“走路要花15-20分钟,而骑车5分钟就搞定。”


一个月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市场部的负责人找上门来。博物馆离最近的地铁站只有1公里多的距离,但是,就是那段距离成了票房的“死穴”。为吸引客流,他们没少费心思,也没少投钱,可是效果根本不理想。


摩拜单车一出现,情况就不一样了,去博物馆参观的人多了一半,“希望每天能在博物馆附近投放100辆摩拜。”


事情很快出乎了胡玮炜的想象,在接下来的100天,一共有50万人注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加班加点,“补充更多车辆放到街上。”


那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10点后,装满摩拜单车的大货车就进入上海市区,一直要忙碌到凌晨两三点才结束。


到了8月,胡玮炜在上海建立了230多个停车点,有71个地铁站的自行车收费点对摩拜免费开放。令她喜出望外的是,摩拜用户单次骑行最远的距离达到5个小时40公里,“单个用户单日骑行最多的次数高达12次。”


“是时候进军北京了!”


不过,你知道的,北京有小黄车,那是个非常厉害的竞争对手,背后也有无数风投。好在当时的小黄车都集中在高校,所以胡玮炜决定把重点放在大街小巷。


但是北京的环境比上海复杂,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五环以外,所以胡玮炜就把投放地点选在了四环和五环的连接点中关村。因为中关村号称硅谷,是IT产业的聚集地,“人流量大,年轻人多。”

 

2016年8月16日凌晨,在中关村创业大街,胡玮炜悄然投放了500辆单车。不过,没有想到,骑车的一码是男士,情况与上海完全不一样。


同样是单车,为什么小黄车就那么受女孩子的欢迎?一问,原来是摩拜单车太沉,车座调到最低还高,女孩子根本够不到脚蹬子,也骑不了多远。


“质量是保证了,却忽视了速度的问题。”胡玮炜立马更改车身,把重量降低50%,高度降低20%,“满足1米6以下女孩的需求。”意外的是,每辆车的成本马上从3000元降到了1000元。


女孩子一行动,500辆就不够用了,胡玮炜马上在5环内又投放了1000辆。


骑摩拜的人一多,大家开始好奇,“骑别的单车都会出现‘我已经被报修’等放鸽子的情况,为什么摩拜从来就没有呢?”


原来,摩拜的轮胎是实心,不打气也不怕扎,压根就没链条,不存在掉链子的问题,而且1000块的成本4年的保修期。所以,摩拜根本不存在什么售后的问题。


更让人叫绝的是摩拜的智能锁,一骑就发电,手机一扫就开锁,不用手动开锁,“真正的随想随停。”


早上7点,在上地科技园门口,一位30多岁的男子把停放着的10辆摩拜单车都扫了一个遍,却无法扫描二维码解锁,“都被预约了!”


原来,摩拜单车有“预约”功能,用户预约完成后,这辆车就被锁定15分钟,“超过15分钟,才会再次对外开放。”所以,上下班高峰,白领都用“预约”功能开抢摩拜单车。


很快,胡玮炜发现有上百辆摩拜丢失了,她马上上马个人信用系统,“用户每被举报一次,就会被扣掉20分,”而当总信用分低于80分,骑行半小时就需支付100元。


由于个人信用系统,因此还催生了一个新的工作“猎人”。很多年轻人专门举报摩拜的违停行为,并将违停车骑回热点区域,他们把自己称为“猎人”。最厉害的“猎人”,一天可发现200多辆有不文明行为的摩拜单车,而他们所获得的“赏金”,就是摩拜所发数额不等的红包。


摩拜的运行轨迹,最开始活跃在五道口,很快向昌平区、朝阳区蔓延,10天以后,远离市区的沙河、通州和顺义都闪烁起了“使用痕迹”。15天后,注册用户突破10万。


共享单车的风口终于来了!2016年10月,胡玮炜拿到了高瓴资本、华平投资领投的1亿美元。3个月后,华平资本再投入2.15亿美元。


有了钱,胡玮炜一口气生产了几十万辆新型摩拜。她开始就肆无忌惮攻城掠地,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二线城市武汉、厦门、郑州……,注册用户80万、100万、150万,200万。很快,风火轮状的单车开始涌现在神州大地的版图上。


这时,李开复出手相助。在他的撮合下,2017年1月,富士康和摩拜达成战略合作,富士康海内外的数十家工厂,将为摩拜提供专门的生产线,摩拜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年产1000万辆。


正是借着富士康的通道,摩拜就此走向国外。目前摩拜在8个国家150个城市投放了700万辆车,算上中国,注册用户已经突破1.5亿。


生意一火,荣誉纷至沓来。当年,摩拜就被美国权威财经媒体《财富》杂志评为“2017 年改变世界的 50 家公司”之一。


不过,胡玮炜脑子很清醒,“远未到唱赞歌的时候。”因为小黄车的发展势头也非常猛,不仅拿到了上亿美元的融资,年产量在1000万辆以上,而且也在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为了应对竞争对手的免费骑行,2017年3月23日,胡玮炜在北京举办“夺宝骑兵”发布会,宣布摩拜红包车在全国上线 ,“不仅免费骑,还能赚钱。”


在偏僻人流少的地方,胡玮炜一次性发放100元的高额红包,抢够10次可以提现。消息一出,方圆一公里的用户就疯了,纷纷走街串巷找摩拜,抢红包。

 

很快,摩拜注册用户直线上升。截止2017年4月28日,新增注册用户2400万,创下共享单车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一个用户押金299元,2400万用户就意味着70多亿的资金沉淀,”摩拜估值也达到了惊人的100亿。


“如果心里有一个想法,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它会慢慢发芽,不停地推动我去做事情。”


靠一个事先不被看好的想法,胡玮炜成功的让种子发芽。那接下来发芽的种子,有可能是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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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高顿CFA 保留其所有权利。本文作者:李清风 来源:硕士博士圈若需引用或转载,注明以上相关信息。

2017年6月5日,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互金专委会)正式启动“全国互联网金融阳光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互联网金融企业透明化运营、阳光下发展。 在该计划开启的互金企业运营指数测评中,目前洋钱罐平台以71.4的分值,在首批参加测评的15家企业中位列榜首。同时洋钱罐还成为首批两家自愿将运营数据实时接入国家技术平台的企业之一,洋钱罐平台上的投资人均可在技术平台上查验自己的投资情况。 有国家互金专委会负责人表示,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风险主要来源于互金企业的不透明,包括资产不透明、运营不透明和实力不透明。不透明则无法分析风险,可能导致自融、自保以及虚假项目等重大问题。国家互金专委会依托于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对互金企业的透明性进行了长期跟踪与巡查。而此次“全国互联网金融阳光计划”也是基于此而开展。 根据阳光计划的设计,将有三大方案用于推进互金企业运营情况的透明度。 首先,国家互金专委会将定期组织全网巡查,由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按照客观情况如实反映其资产透明性,并向社会公开。如资产不透明,则无法分析其重大风险。 其次,国家互金专委会将鼓励互金平台自愿将运营数据实时接入国家技术平台中来,投资人可在技术平台上查验自己的投资情况,校验企业上报数据是否真实。同时国家互金专委会根据企业接入的数据,计算相关运营指标,每日向社会公布,从而提升企业的运营透明度。目前真融宝、洋钱罐两家企业已作为首批试点企业,自愿接受社会监督,并公开其运营情况。 最后,在互金企业自愿参加的前提下,国家互金专委会将依据“全客观、可验证”原则对企业进行测评,并公布测评指标。互金企业需按照指标提交材料,如验资报告、股东构成、审计报告、存管合同等,由专委会组织第三方专家审核公布。 洋钱罐CTO耿博表示,互金行业阳光化自律的同时还需要接受阳光化监督,接受第三方客观的全面的评估。尤其是来自权威部门专业化技术化的监管和评测,才是让互金企业在自身制度建设上越来越系统和正规的长期推动力所在。作为一家技术驱动性的互金企业,洋钱罐很早就加入到与国家互金专委会的合作中来,也希望通过“阳光行动”来推动互金行业的规范发展。  新华网北京6月5日电(闫雨昕)在金融扶贫的攻坚战之中,商业银行无疑扮演者着中坚力量。近来,许多商业银行致力于兼顾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协调发展,加紧探索出一套“脱贫而不返贫”的可借鉴方案。   立足小微、三农   众所周知,小微、三农是金融扶贫的重点领域,也是难点所在。为了更好地做好扶贫工作,许多银行每年都会单列小企业信贷计划,在授信审批、贷款限额等方面优先保障小微、涉农等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支持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弱势群体的创业就业。   记者了解到,2013年以来,浙商银行开始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进一步拓宽小微金融和精准扶贫的资金渠道,为其提供长期、稳定和低成本的资金来源。数据显示,截止今年一季度末,该行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10亿元。此外,还提高小企业不良贷款率容忍度,对小企业从业人员差别化问责免责。   扶贫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在金融支持外,更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多方参与,共建扶贫系统生态圈。   近年来,金融机构携手地方政府及第三方机构,通过成立扶持基金、产业基金等,扩大扶贫的信贷投入、提高扶贫的精准度。例如帮助贫困地区通过产业引进、劳务输出实现脱贫;积极支持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等发达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转移;支持优质企业“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布局,带动相关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和人员就业等等。   浙商银行此前曾为红狮集团提供了8.4亿元授信,通过购买债券、中期流动资金等支持其在四川、甘肃等地建立水泥生产基地;给予盾安集团授信40亿元,支持其在内蒙古等地区进行投资,在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   从“救济”到商业可持续   并非简单的施舍救济,金融扶贫更要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就商业银行而言,在能力所及之内履行社会责任,把握信贷投放的实质风险成为构建金融扶贫长效机制的关键。   近年来,围绕贫困地区客户需求,许多金融机构都在探索结合互联网金融从担保方式、期限、提还款方式、细分客户群等维度加快产品创新与开发,推出“民宿贷”、“农村电商贷”等产品,主动支持当地旅游扶贫、电商扶贫。   在兰州,浙商银行与甘肃陇西县人民政府合作,推出“精准互助贷”、“精准惠农贷”、“精准助企贷”等三款金融精准扶贫产品,目前已与11户农户代表签约,共投放扶贫农户贷款102万元;在重庆,他们又主动对接重庆市巴南区的“青锋计划”,推出“青年创客贷”产品,支持缺乏资金积累的巴南籍或在巴南创业青年,累计发放“青年创客贷”金额2000多万元,累计支持优秀创业青年60多名。   扶贫既需要“大水漫灌”式的财政扶贫,更需要“精准滴灌”式的金融扶贫。越来越多的银行都通过制定个性化的扶贫方案“精准施策”。如: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对金口河区大杠村的贫困户采取一户一策、一户一法、扶贫扶智并重等方式,力争用3到5年时间,有效提高被帮扶贫困户的劳动技能,使被帮扶的贫困户有自我发展和稳定收入的主业,并实现逐步脱贫、致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金融扶贫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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